1982年2月25日

鄧小平會見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時談到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指出：中國將繼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我們主要是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知識，吸收對我們有用的資金。我們要提倡精神文明，在這方面我們有自己的傳統，要教育我們的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講禮貌，守紀律，要艱苦奮斗。我們國家的每個人包括娃娃都要有愛國主義精神，有民族自尊心，這與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密切相聯的。

 

2000年2月25日

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聽取省委工作匯報時明確提出“三個代表”要求。指出，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5月14日，江澤民在上海主持召開江蘇、浙江、上海黨建工作座談會時進一步指出，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9年2月25日

習近平在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黨的文獻事業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黨在長期奮斗歷程中形成的大量文獻，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的重要文獻，記錄了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艱辛探索的奮斗歷史，記錄了黨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完成偉大艱巨任務積累的寶貴經驗，記錄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和歷史進程，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智慧的結晶，是我們治黨治國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對這些文獻進行編輯、研究和宣傳，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基礎性工作。延安整風時期，為了總結歷史經驗、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上統一全黨的思想，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編輯了《六大以來》等重要文獻。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編輯了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這部光輝著作，影響和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親自作出決策，成立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專門從事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和宣傳工作。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相繼出版了《鄧小平文選》、《江澤民文選》和《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一系列文獻，為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武裝全黨，提供了基本教材。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黨的文獻工作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不斷拓寬工作領域，在理論宣傳、干部教育、學術研究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形成了一支政治強、業務精、作風好的專業隊伍，他們是進一步發展黨的文獻事業的重要力量。

他指出，黨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入學習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著力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的戰略任務。黨的文獻工作作為思想理論戰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進黨的理論武裝工作、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方面擔負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責任。成立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正是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發展黨的文獻事業，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

 

2011年2月25日

習近平在會見出席全國黨史研究室主任會議和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的代表時強調，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各級黨史部門和廣大黨史工作者要以此為契機切實搞好黨史宣傳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加深對我們黨光輝歷史的認識，增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懈奮斗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他指出，黨史工作是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黨中央對黨史工作高度重視，2010年黨中央第一次以中央名義制定頒發了黨史工作文件，召開了全國黨史工作會議，對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隨后，中央又批準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修訂重印了第一卷。所有這些，都為進一步做好黨史工作增添了強大動力，提供了有利條件。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史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認真貫徹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精神，把各項任務落實好，充分發揮黨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

他強調，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是黨史工作特別是黨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學會成立三十多年來，在歷屆理事會領導下，在中央黨史研究室指導下，為推進黨史學科和黨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習近平希望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更好地發揮學術團體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堅持正確方向，發揚學術民主，鼓勵科學探索，營造良好氛圍，在推進黨史研究和黨史學科建設、開展黨史宣傳教育、加強自身建設等方面不斷取得新的成績。

 

1978年2月26日

鄧小平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他指出：現在有兩個問題要注意。一個是農業，農業不發展，不能實現糧食年產八千億斤的目標不行，不然還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再一個拖后腿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不會管理。技術落后，管理技術水平低，在工業上是個很突出的問題。你講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管理兩個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樣。這確實要有專家，要一批一批地把外行變成內行，把半內行變成全內行。這不能弄虛作假。國防現代化離不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離開這三化就談不上國防現代化。抓科學技術，教育很重要。這不僅是科學院的事，而且是全民性的事，從娃娃起就要培養。

 

1989年2月26日

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喬治·布什時談到，中國需要穩定。他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中國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這篇談話的一部分以《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1998年2月26日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總方針應該是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干，趨利避害。

他指出：應對這場金融危機，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們國內的經濟工作，以增強我們承受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他指出：亞洲一些國家的金融危機，向人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示和教訓。至少有三個問題很值得深思：一是，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和合理的經濟結構之上，必須有自己強大的基礎產業，否則經不起困難和風險的沖擊。二是，現在國與國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影響越來越大，誰也不可能關起門來搞現代化建設，不可能回避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和激烈復雜的國際競爭。問題的關鍵在于，既要敢于又要善于參與這種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既要充分利用其中可以利用的各種有利條件和機遇來發展自己，又要清醒認識和及時防范其中可能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和風險，穩步推進對外開放。這一點，對于像我們這樣經濟技術實力遠不如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如何趨利避害、掌握主動權，始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大問題。三是，經濟發展是社會全面進步的基礎，但它不是孤立進行的。在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要高度重視民主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加強反腐倡廉工作。這些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同經濟發展有著密切關系，如果做得不好，如果法制不健全、政治腐敗、社會風氣不良，就會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全局。這篇講話的一部分以《做好經濟工作，增強承受和抵御風險的能力》為題，收入《江澤民文選》第二卷。

 

2014年2月26日

習近平在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專題匯報時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面向未來打造新的首都經濟圈、推進區域發展體制機制創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態、為優化開發區域發展提供示范和樣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態文明建設有效路徑、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需要，是實現京津冀優勢互補、促進環渤海經濟區發展、帶動北方腹地發展的需要，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要堅持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扎實推進，加快走出一條科學持續的協同發展路子來。

 

2020年2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聽取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匯報，分析當前疫情形勢，研究部署近期防控重點工作。習近平在會議上講話指出，當前全國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的態勢正在拓展，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恢復，同時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形勢依然復雜嚴峻，其他有關地區疫情反彈風險不可忽視。越是在這個時候，越要加強正確引導，推動各方面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加強疫情防控這根弦不能松，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要抓緊。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準確分析把握疫情和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緊緊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保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努力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1938年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接受長江局的建議，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即三月會議），主要討論抗戰形勢、國共兩黨關系和黨的任務及軍事問題。

毛澤東發言著重講了軍事問題。他認為要充分認識戰爭的長期性，指出：國民黨的腐敗與共產黨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國幫助日本多于幫助中國，蘇聯對中國也不能有更大的幫助，這些情況造成了中國抗戰的長期性，即持久戰。中國抗戰應有戰略退卻，前一段沒有大踏步的進退，只是硬拼，這是錯誤的。應該知道保存實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勝利。他進一步闡述關于迅速展開兵力、建立多處能獨立作戰的根據地的基本設想，指出：日軍的繼續進攻，將使中國被割斷為許多塊，因此在原則上應分割指揮，以便于發展。將來戰爭的具體形勢，是內線外線作戰互相交錯，日軍包圍我們，我們在戰役上也包圍日軍。為此，要在將來戰爭發展過程中創造許多抗日區域，如陜甘、綏遠、山西、山東、鄂豫皖、湘鄂贛、皖南等，形成敵我之間的包圍和反包圍。至于創造新軍隊，主要方向是從游擊隊創造出大兵團，晉察冀軍區便是好例。他還指出：中國抗戰要爭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要自力更生。毛澤東在發言中還強調要大大發展中共黨員，只有大黨才能選拔大批的干部，建議中央對這個問題作出新的決議。根據這一建議，中共中央于三月十五日作出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

張聞天發言指出：歷史決定了國共兩黨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是有經驗的。他們目前需要兩黨合作，但又怕我們發展；要利用共產黨與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產黨與民眾的力量。目前階級斗爭的形式更復雜了。發展統一戰線只與國民黨談判是不夠的，必須用強大的民眾力量來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張聞天還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要大力發展黨的力量，大力開展民眾運動，創造各個地區的根據地。

周恩來發言指出：現在統一戰線運動擴大，但黨組織的發展趕不上形勢的發展，建議中共中央加強對中國南部的領導。

任弼時發言指出：我們要估計到西北與廣東的交通被日軍打斷時，有可能使部分人發生更大的動搖。國民黨想主要靠外力援助。我們必須告訴國民黨，戰勝敵人主要靠自力更生。我們與國民黨關系，要加強下層的兩黨合作。

這次會議決定派任弼時立即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情況和國共兩黨關系等問題。

 

1948年2月27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工商業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并且表現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并強調：全黨同志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這個指示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57年2月27日

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講話共分十二個問題。其中，關于兩類矛盾問題，他指出：敵我之間的矛盾，人民內部相互之間的矛盾，是兩類問題。這兩類問題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專政就是解決敵我之間的這個矛盾的，就是壓服敵人。凡屬于思想方面的問題，應該用討論的方法，辯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說服的方法，使人家相信你。工人階級跟民族資產階級是對抗性的兩個階級，但是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勢必會走向對抗。至于人民內部的矛盾，有沒有可能由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成對抗性的矛盾，應該說是有可能的。我們在肅反工作中，曾經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當作壞人去整，把本來不是反革命的懷疑他是反革命。這個問題，從前有，現在還有。

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他指出：應該肯定，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是存在的?；镜拿芫褪巧a關系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就是承認社會上各種不同的矛盾。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他要表現自己，用各種辦法，頑強地千方百計地要表現自己，我們不能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只能夠在他們表現的時候，跟他們辯論，加以分析，寫文章批評。對于辯證唯物主義的對立的方面，比如講對唯心論，應該給予批評。世界上無論什么新的東西，無論什么有生命力的東西，都是跟舊事物、舊的東西作斗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跟資產階級思想作斗爭發展起來的。

關于中國可能在三、四個五年計劃之內逐步改變面貌的問題，他指出：工業化的道路，我們現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蘇聯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論十大關系》里頭，有幾條關系都講到這個問題。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投資比例，應該比較過去有一點改變。我看這個比例，第二個五年計劃還要考慮一下。重工業還是優先發展，但要走新的道路。關于經濟問題，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希望不要像革命斗爭翻那樣大的筋斗。一切國家都要學，美國也要學，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們主要還是學習蘇聯。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什么都學，教條主義，壞經驗、不適用的東西都搬來，好的壞的都搬來。這種態度不好。我們講的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要同蘇聯團結，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團結，這是基本的，然后是同亞非國家的團結。

毛澤東后來對這篇講話稿根據原始記錄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補充和修改，于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講話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新的歷史經驗，也借鑒和吸收了一年多來國際共運的歷史經驗。它提出并系統地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詳細闡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豐富和發展；它明確指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并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是對黨的八大正確方針的繼續和發展。這篇講話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1939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討論目前形勢問題。毛澤東作報告指出：（一）在和戰問題上，目前戰是主要的，因為日本進攻中國是堅決的。日本提出的建立“東亞新秩序”，是一個大帝國主義的幻想。最近江浙資產階級主和，國民黨也有一些人贊成“東亞新秩序”。在和戰問題上存在著兩面性，但戰是主要的。我們所了解的戰爭的長期性，包含了不戰不和的情況。（二）在軍事問題上，日本對中國一方面是政治誘降，一方面是軍事進攻，用軍事行動來達到政治目的。最近日本掃蕩華北，是為肅清共產黨的力量，作進攻西北的準備。（三）在政治問題——統一戰線方面，中國在戰爭條件下是一定要進步的。國民黨的妥協傾向與磨擦傾向是錯綜曲折的，不是直線的。國民黨中主張聯共同時又防共的占多數，我們要增加左翼，爭取中間派。要阻止妥協、磨擦危險傾向的發展，我們的主要方針是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爭取中央軍，發展八路軍、游擊隊，要我們有力量造成抗戰的局面，逼迫蔣介石不得不繼續抗戰。（四）結論：還是六中全會后的方針，援助蔣介石團結全民族，同時發展自己的力量，防止他們的動搖。只有斗爭才能達到抗戰到底的目的，妥協反共危險是可能克服與阻止的。我們的口號是打到鴨綠江，收復一切失地。執行鞏固華北的方針，現在敵人要鞏固華北，我們也要鞏固華北，這是一個大的斗爭。目前中心任務仍要宣傳六中全會，對內加緊教育。

 

1951年2月28日

劉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闡述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政權的民主化建設等問題。講話指出：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目前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已在代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不久的將來，就要直接地過渡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但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必須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來領導和保障。沒有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反過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又要大大地加強和鞏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礎。因此，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這篇講話收入《劉少奇選集》下卷。

 

1992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將鄧小平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期間的談話要點作為中央一九九二年第二號文件下發，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干部。談話要點包括六個部分。其中，在第三部分中指出：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高科技領域，中國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在第六部分中指出：我們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如果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這個談話要點已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題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2015年2月28日 

習近平在會見第四屆全國文明城市、文明村鎮、文明單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先進代表時強調，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物質財富要極大豐富，精神財富也要極大豐富。我們要繼續鍥而不舍、一以貫之抓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前進提供堅強的思想保證、強大的精神力量、豐潤的道德滋養。他指出，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以辯證的、全面的、平衡的觀點正確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把精神文明建設貫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全過程、滲透社會生活各方面，緊密結合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倡導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大力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營造全社會崇德向善的濃厚氛圍；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大力加強黨風政風、社風家風建設，特別是要讓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在廣大青少年心中生根發芽。要充分發揮榜樣的作用，領導干部、公眾人物、先進模范都要為全社會做好表率、起好示范作用，引導和推動全體人民樹立文明觀念、爭當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

 

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