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7日

毛澤東為凱豐、徐特立、范文瀾等編的《文化課本》寫序言。序言指出：一個革命干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以為從事工作的基礎與學習理論的基礎，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學好的希望。沒有這個基礎，雖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雖然也能學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學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有大批精明忠實但缺乏文化基礎的干部，將來也必然還會有大批這類干部，他們急切需要解決文化基礎問題?，F在《文化課本》出版了，有了這個課本，就打開了學習文化的大門。

 

1964年1月17日

毛澤東接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在談話中提出：科學是無限的。無限大的世界和無限小的世界都有無限的工作可做。他還進一步引用“第三世界”的概念來說明兩個“中間地帶”，指出：美國現在在兩個“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個“第三世界”是指亞、非、拉。第二個“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歐為主的一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有些還是帝國主義的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壓迫別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國壓迫，同美國有矛盾。 這篇談話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979年1月18日

鄧小平聽取第三機械工業部負責人呂東等匯報時就科學技術現代化問題指出：加強科學研究是總的趨勢。不搞科研就根本不可能有現代化。要引進外國大型科研設備，同外國科研機構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學技術現代化。 此前，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鄧小平同王震等談話時曾指出：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罩v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他曾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正確認識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正確認識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必須打破常規去發現、選拔和培養杰出的人才。一月十八日的這篇談話的一部分以《現代戰爭要取得制空權》為題，收入《鄧小平軍事文集》第三卷。

 

1990年1月18日

鄧小平在會見李嘉誠時提出，中國頭號的問題是穩定。指出：如果中國亂起來，成億人向世界各地跑，難民問題將遍布世界，香港首當其沖。中國亂起來不只是大陸的問題，而將是國際局勢是否穩定的問題。中國的發展，是靠自己。中國將成為政治經濟強國，世界輿論普遍同意這一點。中國要發展，首先要穩定，開放政策要繼續下去，也靠穩定。中國頭號的問題是穩定，沒有穩定就沒有希望。香港要千方百計地幫助國家穩定，國家不穩定，首先受害的是香港。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時發表談話，就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

他提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的論斷。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

他提出判斷姓“社”姓“資”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他提出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他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他談到實現共同富裕問題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梢栽O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傊?，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論斷。指出：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F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

他指出：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

他指出：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要注意培養人。

他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并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

他還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我們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資本主義發展幾百年了，我們干社會主義才多長時間！何況我們自己還耽誤了二十年。如果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這篇談話的要點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1941年1月19日

毛澤東、朱德等致電彭德懷并告劉少奇。電報指出：蔣介石宣布新四軍為“叛逆”，將葉挺付審判，似有與我黨破裂決心。電報并做了應付事變的部署。二十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指出：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六個月后能夠有力地轉入攻勢。在準備時期邊區及晉西北方面不作大的軍事調動，以免震動。八路人員暫時亦不發表反蔣言論。三十日，毛澤東再電八路軍、新四軍各級政治部指出：要動員民眾團體發表文件，在報紙上發表社論，聲援新四軍。

 

1949年1月19日

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將原則性與靈活性掌握得很恰當。指示指出：目前我們與任何外國尚無正式的國家的外交關系。因此不承認這些國家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實為理所當然。這樣，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于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但在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傊?，在外交工作方面，我們對于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毛澤東在審閱修改這個指示稿時，加寫兩項內容，其中指出：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政府調解中國內戰等事，應完全拒絕之。

同日 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在上海的宋慶齡，邀請她北上，指導建設新中國。信中說：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經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并對于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六月十九日，毛澤東再次致信宋慶齡，表示：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在此前后，毛澤東曾多次寫信給各民主人士，歡迎北上，共商國是。這兩封信合編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五卷。

 

1985年1月19日

鄧小平在會見嘉道理勛爵為首的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代表團時，談到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政策指出：這是中國一項長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紀內不能變，下個世紀前五十年也不能變。五十年以后中國同外國在經濟上將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千絲萬縷的聯系怎么能斷得了呢？有人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會導致資本主義。我們的回答是，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如果真的導致了資本主義，那末，我們的這個政策就失敗了。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會有一部分資本主義的東西進入，但是社會主義的力量更大，而且會取得更大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比重將始終占優勢。這篇談話的節錄收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專題摘編》（新編本）。

 

1939年1月20日 

毛澤東為《論持久戰》英譯本寫序言《抗戰與外援的關系》。序言指出：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倘能因我的書，給予同情中國的人們以明白中國抗日的真相，當然是我的希望。目前，日本因被迫結束其戰略進攻轉入戰略保守，我因堅決抗戰與力量增加而結束自己的戰略退卻（主力軍，不是游擊隊）轉入戰略相持，這種局面快要到來了。中國在偉大抗戰中，基本的依靠自力勝敵，中國的力量也正在發動，不但將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且將壓倒敵人而驅除之，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同時，需要外援的配合，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這篇序言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1941年1月20日 

針對蔣介石撤銷新四軍番號的命令，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發布。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二十五日，新四軍新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全軍整編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共九萬余人，堅決抵制蔣介石的反動命令，繼續在長江南北堅持敵后抗戰。

這個命令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同日 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名義，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于皖南事變的談話。談話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包括要求國民黨停止挑釁；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懲辦禍首；釋放葉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談話最后忠告：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已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

這篇談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1987年1月20日 

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談到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指出：一個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獨立，必須努力擺脫貧困。而要擺脫貧困，在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實際，不要給自己設置障礙，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國執行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得到了很大的好處。如果說有什么不足之處，就是開放得還不夠。我們要繼續開放，更加開放。因為我們的承受能力比較大，加上我們有正確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極的東西也不會影響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為我們事業的健康發展從根本上提供了保證。這篇談話的一部分以《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堅持改革開放政策》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1988年1月20日 

鄧小平會見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時談到中國的發展問題指出：中國要發展，沒有國際合作，不搞開放，關起門來是不行的。我們耽誤了二十年，而這二十年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和科技發展很快的二十年，我們要補上這二十年的損失不容易。

 

1992年1月20日 

鄧小平在深圳聽取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和中共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匯報時指出：蘇聯東歐的變化，說明我們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不能亂。中國如果一亂，便是一片災難。我們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有了這一步，再趕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有希望。我們時間不多呀！世界市場也很緊，不容易競爭。要夾著尾巴做人。

 

2000年1月20日 

江澤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講”情況時指出：十年來，我們始終銘記鄧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銘記黨和人民的重托，對自己承擔的職責從不敢懈怠。我們最關注的是兩大問題：一個是不斷加強黨的建設，鞏固我們黨的執政地位，使我們黨始終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力量；一個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強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礎。這篇講話以《通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講”情況的講話》為題，收入《江澤民文選》第二卷。

 

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